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0014家，同比增长11.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加4232.3亿元，其中瑞士、日本、英国等主要经济体对我国的投资额增幅均在37%以上，尤其是瑞士对华投资同比增长高达68.6%。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等全球化逆风甚嚣尘上的国际环境中，跨国公司依然加码中国投资，凸显了中国市场的独特魅力与非凡吸引力。
更深更优地融入中国
拉长时间看，去年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5.9万家，同比增长9.9%，实际使用外资8262.5亿元。因此，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外商投资连续增长了六个季度，同时外商累计在华投资设立的企业超过126.9万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超过21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十四五”期间累计新设外资企业22.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达到7087.3亿美元。
引资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外商的投资方向、结构、质量出现了明显优化。一方面，随着我国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加速，服务业逐渐成为吸引外资的新引擎，占比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制造业与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占比分别为25.7%和72.2%，服务业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占比超八成之多。
另一方面，我国处在产业升级窗口期，创新引领作用不断增强，高端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产业等发展新动能持续壮大，“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成为外资关注重点。数据显示，去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达到34.6%，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278.7亿元，其中，电子商务服务业、化学药品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127.1%、53%、36.2%、17.7%。
跨国公司纷纷在华创设研发中心，既代表它们扎根中国的定力，也反映它们对中国的投资合作已由“市场导向型”延伸至“创新驱动型”，其中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及苏州等城市不仅是跨国公司的总部聚集地，也是跨国公司全球研发中心的分布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7月，上海累计认定外资研发中心达605家；2024年，北京新认定外资研发中心超110家，截至2025年1月，外资研发中心数量达到221家。跨国公司通过集中投资研发高地，既缩短了供应链半径，也提升了市场响应速度。
在跨国公司的集群阵容中，头部企业成为对华投资主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以17个国家、6个大行业的103家具有代表性的跨国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发布的《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报告(2025)》指出，超过15%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额达到100亿元以上，其中，三星电子、现代汽车和巴斯夫在所有跨国公司中的投资额位居前三，均超过300亿元，凸显行业头部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
加深对华市场融合与产业融合成为了跨国公司的重要趋势。按照《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报告(2025)》的调查数据，近七成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子公司来深化产业链融合与市场渗透，进而增强与中国产业链中各类企业的交叉融合。同时，工信部的数据表明，中国制造业中的31个大类和548个小类都有外商投资，超60%的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外资企业代表参与。在全球供应链断裂风险和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跨国公司选择深度融合中国产业，等于获得了稳定与具有韧性的供应链环境，有利于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
挡不住的市场魅力
一般而言，外资企业选择到一国进行直接投资，是因为当地能够供给较为显著的比较优势。的确，很长一段时间跨国公司投资中国主要看中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甚至较轻的税负。但随着这些要素优势消失，跨国公司依然对中国市场情有独钟，除了能够获得较合意的投资回报外，更重要的是能感受到中国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以及新型产业与人力资本优势。
中国从五千多年的历史深处走来，以和为贵、和合共生的文明传承构成了中国和谐的人文环境底色，中国还是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既不像一些发达国家政党撕裂、政局不稳定以及政策不连续，也不像一些发展中经济体那样出现国内矛盾冲突以及周边地缘政治摩擦。公开透明、秩序稳定且可以预期的社会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跨国公司得以放心增资中国。
在政策环境上，中国始终扛起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大旗，不断推动全球化进程，同时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持续提高国际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对外资投资中国形成了强大的“磁吸力”。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对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已进行了8次缩减，从最早190项缩减到现在的全国版29项和自贸试验区版27项，并且全面取消了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与此同时，共计20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省市开展了1100余项试点任务，《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明确扩大电信、医疗等领域开放试点，鼓励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
在法治环境方面，基于不断完善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机制，以及全面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的基本原则，中国累计制定、修订、废止法规文件500多部，特别是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财税优惠方面，有关政策条件持续改善和优化，从而保障了外资企业公平参与标准制定、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商业活动；另外，中国有关政府部门持续开展服务外资企业专项行动，推动解决实际问题，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
除了宽松与友好的政策法治环境外，中国更有着令跨国公司踏实与信任的基础设施与产业链供给保障环境。一方面，中国具有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的庞大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现代化港口和国际机场等，为货物运输与人员流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显著降低了物流成本；同时具备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既能为企业提供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制造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更能提升跨国公司的资源协同效率。
另一方面，中国科技资源展示出了充沛的富氧含量，如中国拥有26个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每年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毕业生的数量超过500万人，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总体规模接近2000万人，利用与开发高端智力资源，跨国公司完全可以将中国打造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重要策源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科技创新成果能够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进而可使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5.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世界经济展望》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大幅上调0.8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5458亿元，同比增长5%。在国内经济总体向上以及消费数据显著改善的趋势下，中国市场为跨国公司提供回报的预期愈加清晰。数据显示，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收益率约为9%，位居全球前列。
目前，我国消费规模在国民经济和总需求中的比例还比较低，与发达经济体有大约20个百分点的差距，消费扩大潜力十分可观。与此相对应的是，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特别是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消费增长空间有望进一步打开。
此外，我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90后、00后正成为新的消费主力军，对新技术新产品接受度高，消费结构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更加旺盛。未来我国还将加快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培育壮大消费新场景和新动能，跨国公司在赢得更广阔市场空间的同时，也获得了商业模式、市场生态创新的丰富试验场。
政策还会更加友好
跨国公司推动了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还通过本地前后向关联，促进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深度融合。以汽车业为例，根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未来共赢发展再起航》报告，特斯拉、大众、通用等汽车公司进入中国以来，不断提高零部件本地化采购率，目前已达90%以上，带动了国内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汽车零部件重要供应地。
跨国公司通过市场竞争、示范效应、人员流动等，显著提升了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通过技术溢出，推动了国内高附加值产业的成长，助力我国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转变。此外，跨国公司在中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助力我国劳动力整体技能水平提升，并成为了地方政府和中央财税收入的重要提供者。商务部《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在华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四分之一的工业增加值、七分之一的税收，创造了3000多万个就业岗位。
在通过地方调研、座谈会、一对一走访等多种形式与渠道听取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实际感受、客观诉求和具体建议的基础上，国家发改委日前会同财政部、商务部等国务院八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再次表明了欢迎跨国公司长期投资、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开放态度，且动态来看，中国政府政策工具箱储备充足，宏观政策留有后手，跨国公司将从中得到更大的满足。
首先，增量投资空间有望进一步拓宽。2025年新版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即将推出，科技、金融、医疗、电信、文化等10多个服务领域的外资准入门槛将持续降低甚至部分行业限制可能“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也即将出台，目的是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为此，各地将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新的投资项目库，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项目可纳入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清单，并享受相应支持政策。
其次，政策供给强度有望进一步升级。一是针对跨国公司再投资的土地要素配置政策供给将更加优化，如对跨国公司在境内再投资，可考虑灵活采用工业用地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方式，以降低初期用地成本；二是税收支持政策将更有力度，如在华再投资的跨国公司若符合鼓励类项目等规定，可享受进口设备的税减政策支持，或者跨国公司研发中心投资可获得税减优惠等；三是金融支持和创新力度将继续加大，除了各类金融机构围绕跨国公司再投资丰富创新产品和服务外，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所需的外方关联股东贷款与“熊猫债”，可考虑将其纳入“绿色通道”管理，并在外汇使用上优先安排。
最后，配套服务功能有望进一步强化。一是打破部门间、地区间的信息壁垒，建设全国统一的外资企业数据库，推动与加强部门与地区间信息共享，以此不断优化跨国公司再投资的产业与地区布局；二是部门协调与央地联动，同时各地方按照职责权限、结合本地实际，不断细化工作举措，集约提升跨国公司再投资的策应力与便利度；三是构造政策组合与匹配矩阵，清除互相牵绊与目标离散的政策条文，实现政策服务指向的高度一致与同频共振，引导跨国公司扩大再投资行为在有的放矢的运行轨道上与政策目标导向高度协同与契合。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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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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